帕斯捷尔纳克曾有言：“一般所谓可靠的译者只能传达出字面意思，无法传达出语气，而在诗歌中，语气毫无疑问就是一切。”那么，怎样才能翻译出诗歌的灵魂？是要强化对原文的理解，还是要强化对诗歌本身的悟性？《纽约书评》前不久刊登的一篇文章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特选编于此，供你参考。
“若要信奉世界文学，就必须信任诗歌翻译。”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这句话，被他的译者之一罗伯特·罗伯特森用到了近日发表的一篇随笔中。
特朗斯特罗姆简朴的用语，以及他对瑞典风光极为传神的刻画，很难用英语来精确传达如果你的瑞典语不好，就更是如此了。罗伯特森在随笔中描述了这种困难。他告诉我们，另一个托马斯的译者，罗伯特·洛威尔在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时候，对瑞典语只是“泛泛的了解”。罗伯特森讲了自己的翻译过程：他的瑞典女友先逐字逐行帮他翻译成英文，然后为他朗读瑞典语原诗，为他传达其中的“抑扬顿挫”，最后，他再用英语创作出“相对自由”的版本。
这种翻译方法在诗人中并不少见。不过，罗伯特森认为有必要把各方权威人士号召起来，以鼓励这样一种翻译流程，该流程的前提是：假设诗歌由文字的语义层面和语气(或音乐性)组成，单独传达出前者很容易，而要想重现后者，却只有诗人才具备足够的敏感。
文章还说：
在译著《模仿》(Imitations，1962年)中，罗伯特·洛威尔写道：“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说过，一般所谓可靠的译者只能传达出字面意思，无法传达出语气，而在诗歌中，语气毫无疑问就是一切。”
此处的“毫无疑问”，点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语气总是与内容相关的，如果内容变了，即便措辞和语体未变，语气也会不可避免地跟着改变。笔者能感觉到“一般所谓可靠的译者”几个字中所传达的轻蔑之意：这家伙懂外语，但是不懂诗。
罗伯特森认为英国诗人杰米·麦克肯德里克下面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译者对语言这一形式本身的了解，比他们对具体某种语言的了解更为重要。”麦克肯德里克话里的重点还是非常突出的：翻译诗歌或散文需要克服一个障碍，那便是需要深入掌握相关的外语，而我们所做的，就是为母语这个更重要领域里的专家扫除障碍，担当他们在翻译路上的清道夫。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我们最常接触的母语诗歌，发现其中有太多东西超乎了我们原来的想象，我们会在后来读到的其他文学作品中找到呼应，从而明白诗人是如何将这个词或那个词的意思进行细微的置换，而这种置换又是如何改变整个作品的语气和情绪。接下来，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所读过的最棒的诗歌评论他们对语言文本或者文学文本的阐释，能使得文本呈现出更深刻的意义，能够为一首原本晦涩无比的诗理出其中的逻辑，使得我们对上面所提这些诗人的作品豁然开朗，从其作品中获取更为丰富的体验。
让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有位诗人朋友希望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你来帮他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外语。也许你大声朗读了《四个四重奏》(艾略特作品)，一行一行地读，把抑扬顿挫都传达给他了。
可是，在我们大声朗读的时候，对我们的语言并不是很了解的翻译家朋友，是否能听到我们所听到的？拟声词或许可以。然而一种语言里的“渐弱”与另一种语言的“渐弱”未必是一回事，更别提它与其他文本的呼应关系了，就连它在我们的母语中所对应的声音，也无法领会。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本质上的一个悖论：我们用来获取灵感的语言，也是我们在表达上的最大障碍。母语从某个方面给我们以提示，然而我们想遵循的原文，说的却是别的事情，或者，说的是同一个事情，可在某种程度上却让人有不同的感觉。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保罗·策兰，他在翻译波德莱尔时感到万分绝望，他认为“诗歌就是语言中那种绝对的唯一性”。话虽如此，对原文语言更深入地了解，常常能让学生们在改进翻译的时候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好地理解原文，可以帮助译者摆脱正统语言结构，为他试着去感受的语气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你用哪种方法挣脱“拘谨的翻译模式”，都要依赖于你对原文精准而直接的体验。
那么，为何信奉世界文学就那么必要？看起来，我们一定要做如此设想：没有哪种文学表达和体验是彻底不可得的；个体的人会受到语言、文化和文学方面的限制，并不代表无法体验到其他文学作品；
而同样，个体的作家也可以被全球的读者欣赏。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有了各种世界性的文学奖项如今已有了许多类别。
我对这种抱负及其所激励的一切翻译进程并无不满。我唯一的异议便是，不应该不明智到忽视这一事实：文化是非常复杂、各不相同的，信奉世界文学实际上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狭隘，束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在把其他文化纳入简单的同化进程里，只因作品在我们的母语中很有吸引力，便自欺欺人地相信，我们已经接近了国外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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