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有向异域探寻知识的传统，翻译则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体现。先秦至清末大致出现过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的大规模佛典翻译；第二次是晚明至晚清的西学翻译活动。而后一次西学翻译高潮，则将西方的数学、物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较系统地输入中国。其间西方传教士、中国的官方翻译机构和民间翻译家各自扮演了不同角色。
“送药”
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翻译主要采用由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学人笔述润饰的方式。传教士掌握翻译原本的选择权，他们怀有一种“送药”的宗教热情，意图通过翻译神学、几何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等，输入一种可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直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彻底改变中国的“药物”。1584年，利玛窦绘制了注有中文名称的《山海舆地全图》，此后他又多次改绘这份世界地图，目的就是要以“地动”、“地圆”为纲的“世界意识”来击垮中国的“天圆地方”说；要用中华天朝只是世界一隅的“全球意识”，来改变中国居天下之中的陈腐观念。他还编译了《交友论》，想以那种“友者于友，处处时时一而已，诚无近远内外而背异言异情”的西方交友观，来批判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
这种翻译宗旨也为晚清新教传教士所遵循。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开办了第一个配备铅印机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组织了以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等英国传教士为主译者的翻译活动。在《圣经》和大批布道书之外，他们也译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第一部中文符号代数学读本《代数学》。他们还出版了与国人信念根本冲突的作品。例如，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就介绍了与中国国家垄断经济根本对立的、宣扬亚当·斯密思想的《富国养民策》。
求方
明末至清末，是中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由强趋弱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译家抱持着为拯救民族和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信念，向西方寻找良方。徐光启亲自主持编译《崇祯历书》，李之藻译述《名理探》，焦勖译述《火攻契要》，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这种隐衷。清末，面对英国侵略者的炮舰，林则徐更是顶住压力，组织译员译出《四洲志》、《各国律例》等。
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的翻译活动中，出现了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些官方译书机构。第一部西方国际法中译本《万国公法》、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星轺指掌》、第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译本《富国策》就出现在同文馆。在该馆所译35种西书中，法律译书占8种之多，这些法学译著由来华传教士选出，目的是让中国人认识到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尊卑观念已为国际社会所不容，认识并服从这些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清政府之所以同意出资印行这些著作，则是由于希望在这些译著中找到制服蛮夷的“良方”。奕在读了《万国公报》后，认为此书虽与“中国制度属不尽合”，但仍建议印成，认为“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馆之法，未始不有裨益”。
窃火
19世纪90年代，随着留欧、留美学生的归来，以严复为代表的这一代译家开始走上窃火之路。严复以《天演论》掀开了近300年输入西方学术的新篇章。他在译述中每节或每二至三节都附有案语，把进化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介绍给中国。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严复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胡适的“适”，陈炯明的“竞存”字号，都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深义。通过《群己权界论》、《名学》、《群学肄言》、《原富》、《法意》等，严复将整套英国哲学经验论和西方科学方法论介绍给国人。20世纪初，更有留日学生加入了窃火者的队伍，如杨荫杭在1902年编译《名学》，同年，林祖同译出《论理学达恉》，都表现出这一代译家致力于寻找哲学思维、逻辑方法论的追求。
甲午战前翻译界的发展还是徐缓渐进的，之后就突飞猛进了。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从19世纪中叶至1896年翻译的西书共352种；1899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的统计书目已达560种。而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1904年译书共535种。可见，在20世纪初的三年中产生的译本，几乎是整个19世纪的总和。从译书内容来看，1896年前主要以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理论为主；而《译书经眼录》统计的535种译书中，社会科学要占399种，其中又以日文中译本占绝对优势，近60％。
甲午战后的译书选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以弱小国家的衰亡史警示国人，以日俄的维新变法史来振奋国人，以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和建国史来鼓舞国人。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就有几种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于1906年也通过《民报》朱执信一文介绍给中国人。1920年陈望道第一个该书全译本的出现，正是因为有了先驱者“窃火”的铺垫。
“送药”、求方和窃火，这三者互相矛盾、互相依存的历史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规模的西学传播，为20世纪20—30年代西学名著翻译时代的到来，做了知识和学术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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